2026年5月，台灣第一波碳費帳單出爐，240家企業共繳交49.7億元，正式跨入「排碳有價」時代。面對2035年國家自定貢獻（NDC 3.0）須較2005年減量38±2%的目標，環境部長彭啓明表示，僅靠現行碳費制度，恐不足以推動製造業、能源及電力部門深度減碳，政府預計於2026年底與臺灣碳權交易所、歐洲能源交易所（EEX）合作建置碳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試行交易平台，並朝2028年啟動試行總量管制交易。他說：「我認為碳定價價格要回到市場價格，一直由政府訂的話，政府壓力很大；排放交易制度能創造投資訊號、就業機會，這是我們想看到的。」
然而，碳價交由市場決定，並不代表政治與人為干預就此消失。排放總量如何設定、免費配額如何分配、抵換額度能使用多少，以及哪些產業被納入，都將決定碳市場究竟是推動轉型的引擎，還是另一套低價排碳機制。6月30日，環境權保障基金會與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舉辦「碳費開徵後的下一步——台日韓碳定價機制論壇」釋出的關鍵訊息是：ETS的核心從來不只是「交易」，而是能否創造真正稀缺的排放額度，並建立透明、可信且能抵抗利益遊說的治理機制。
#韓國ETS十年警訊：配額太多，排碳大戶反而獲利
韓國於2015年啟動K-ETS（Korea Emission Trading System），是東亞第一個全國性強制排放交易制度，目前涵蓋約73%的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範圍包括大型企業、發電設施及部分大型建築物。
問題在於，制度初期為降低產業衝擊，第一階段幾乎所有配額均免費核發；即使後續逐步導入拍賣，高碳洩漏風險產業仍長期取得大量免費配額。市場累積約1.4億噸剩餘配額，碳價一度跌至每噸約6美元，部分大型企業甚至透過出售多餘配額獲利，削弱企業投入深度減碳的誘因。
韓國Plan1.5計畫總監權慶洛（Kyungrak Kwon）指出，配額管理也必須具備明確法源。「韓國曾發生大型工廠因事故停工，政府卻因缺乏取消配額的法律依據，仍將配額發給企業；也曾因排放計算錯誤，導致電力部門取得不正確的配額。」
為修正制度，韓國第四階段（2026至2030年）將依NDC收緊排放上限，導入市場穩定儲備機制（MSR）吸收過剩配額，並逐步將電力部門配額拍賣比例提高至50%。但權慶洛提醒，韓國碳市場規模已遠小於歐盟，台灣參與企業更少，未來可能面臨流動性不足與價格劇烈波動：「如果價格不確定性太高，企業將難以判斷是否應投資再生能源或大型減碳計畫。」
#日本GX-ETS：沒有明確總量，市場如何保證減量？
日本於2012年導入地球暖化對策稅，2023年進一步依《GX推進法（GX Promotion Act）》啟動GX-ETS。其政策邏輯是先發行 10 年期約20兆日圓的GX轉型債券，支持氫能、低碳製程等技術投資，未來再以化石燃料附加費及配額拍賣收入償還，形成「先投資、後收費」模式。
GX-ETS第一階段（2023至2025年）以自願參與及制度試行為主；2026年度起進入強制階段，主要納管年直接排放量超過10萬公噸的企業。日本並規劃自2028年度徵收化石燃料附加費，2033年度起逐步對電力部門導入配額拍賣。
日本Climate Integrate代表理事平田仁子博士指出，GX-ETS雖可涵蓋日本約六成排放，卻未設定與NDC及國家碳預算緊密連結的整體排放總量上限，各產業現階段也以免費配額為主。「沒有明確總量限制，外界就無法判斷這套ETS是否真的能協助日本達成NDC或2050淨零目標。」
同時，制度允許企業使用國外碳權抵換，購買國外碳權的比例約 10%，雖然提高履約彈性，但也可能讓企業以購買相對便宜的碳權取代自身減碳，削弱制度原本應有的國內轉型效果。
她也質疑制度治理的透明度。GX-ETS主要由經濟產業省推動，政策研議與高碳排產業、電力企業關係密切；公民團體與學界即使受到諮詢，也難以實質參與排放基準、配額分配等核心決策。若欠缺公開資料、獨立監督及市場穩定機制，ETS可能由減碳工具轉化為保護高排放產業的政策屏障。
#台灣此刻更重要的，不是換制度，而是驗證承諾
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員林雨璇檢視前20大排放企業的自主減量計畫後發現，近半數措施揭露仍不完整，不少企業僅填列「使用綠電」或「使用再生能源」，卻未交代用量、來源、執行時程及預估成效；另已有28家企業撤回自主減量計畫，改以一般費率繳費。她強調：「下一步應公開企業每年的指定目標、執行進度，以及各項減量措施可能帶來的成效與成本。」統一揭露格式，不僅能讓社會檢驗企業承諾，也能協助金融機構判斷低碳投融資風險。
林雨璇認為，台灣現階段應優先確保自主減量計畫落實，並依原規劃穩健調升碳費，而非因碳費定價承受壓力，就急於轉換制度。因為ETS同樣涉及總量、配額、基準值與抵換比例等政治決策，行政成本及企業學習成本甚至更高。
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教授施文真亦表示，碳費、碳稅與ETS沒有絕對優劣，制度成效取決於產業結構、能源政策及在地治理。她直言：「我個人沒有什麼自信，ETS在碳費實施的階段就能有好的減碳效果。」企業才剛提出至2030年的自主減量計畫，若政策訊號快速改變，可能干擾企業投資規劃；雙軌並行還必須避免重複課徵，並處理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入可能減少的問題。
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劉仲恩則指出，碳費提供較穩定的價格訊號，ETS雖可控制總量，價格卻容易波動。「ETS比較容易取得免費配額，也讓政府不必直接決定價格；但政治性並沒有消失，只是從爭論每噸多少錢，轉移到總量每年要下降多少、配額如何分配。」台灣若採雙軌制，必須先釐清兩種制度的公平性與銜接方式，否則企業可能無所適從。
#AI與半導體擴產，誰承擔新增用電的碳成本？
台灣現行碳費同時計入範疇一直接排放及用電產生的範疇二間接排放，因此大量使用電力的半導體業成為首年繳費最高的產業。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署長蔡玲儀指出：「現在碳費是對直接排放跟間接用電一起徵收，所以半導體業大部分的碳成本，其實來自使用電力。」
未來轉入ETS後，電力排放究竟由發電端還是用電端承擔，將成為制度設計的核心。若同時向電廠與用電企業計價，可能產生重複負擔；若只納管發電端，又必須確保碳成本能反映於電價，否則高用電產業仍缺乏節能與轉用綠電的壓力。
韓國政府已表明，不會因三星電子、SK海力士等企業擴建新廠而提高ETS整體排放總量，新增產能須在既有總量內取得排放空間。日本GX-ETS現階段則以範疇一為主，AI、資料中心及半導體業大量用電所產生的範疇二排放，尚未直接納入科技企業的履約責任。平田仁子警告，日本政府目前傾向以增加供電回應AI用電成長，甚至讓更多化石燃料電廠持續運作，而非從需求端管理新增排放。
蔡玲儀表示，台灣未來規劃ETS時，電力部門勢必納入討論；政府也不會仿效日韓初期大量發放免費配額，而將以既有盤查、查驗及自主減量計畫為基礎逐步銜接。「不管是碳費或ETS，最重要的目的都是減量。」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主任湯琳翔強調：「如果我們擔憂利益團體抗拒，所以想離開碳費、採取新的制度，同樣的問題也會發生在碳交易身上。」因此，台灣碳定價下一步不應只是從碳費「升級」為ETS，而應建立六項制度底線：總量與NDC減量路徑一致、免費配額逐步退場、抵換比例受到限制、範疇二與電力排放責任清楚、企業減量資訊可被查核，以及配額決策具備公共參與和獨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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